第一個說法（克盧納斯稱之為「經典誤傳」）是春畫具有防護效果，特別是擋火。

治療員在真摰、尊重和同感的關係中傾談。當事人感到無條件接納，治療員會付上無條件積極關注。

根據其理論，人性是積極樂觀的，人理性、能夠自立、對自己負責，有正面人生取向。在大雨中你在某處避雨、也多少會感到鬆口氣。當事人在無助，混亂中。在數集的演譯中，每次他們面對客人的問題都不會作出質詢，彼此在真摰、尊重和同感的關係中傾談。隱喻可以觸及個人生命經驗、原型、意象，形成自我感與生命故事的詮釋理解。

文：殷琦（喜歡貓、如蕃薯般的孤獨文青。個人以第四集海螺與啤酒、暗喻兩個喜劇藝人是否為必然配搭的例子最為深刻。相反的，台灣與中國必須設計出一套能在短時間內使受訓者獲得完足知識的制度，近似於科舉的升學體系便是當權者給出的答案。

而為了考試拿起書本就是那條最簡單的路線，在選擇時自然以它為首。舉例來說，高社經地位的家庭便能給予孩子貧窮家庭無法企及的經濟與文化資本，將此因素忽略的學子便會將自己跟他人因資源差距而形成的劣勢歸因於自身的過失，這將導致他們無法覺察自身所處的弱勢情境並為自己發聲。到了清朝時，科舉的內容已逐漸跟時代脫節，參加此考試的意義已跟學習完全無關，純粹是為了求取功名。若是將自己的思考限縮在「努力就會成功」的框架中，其他對於社會地位造成影響的因素就會遭到忽略。

而一眾家長也深受其影響，絕大多數的華人家長都會嚴苛的要求孩子的成績，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到了明代，掌權者為了嵌制士子的思想，限定科舉考試的文章需以八股格式呈現。

像台灣與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有個特點，那就是它們需要快速產出大量人才來使產業在短期內飛速成長。這時，正式的官場上已經很難見到真正的知識分子了，大部分的官員都是為了考試而拿起書本的。拿起書本在那個時代來說是在各方面能獲得最大效益的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也因此得到再度強化。本次要討論的是在中華文化中為人詬病的考試至上心態，並追溯其流變、形成、以及對台灣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

雖然科舉制度已遭廢除，然其所形塑之唯有讀書高之心態已深植於所有華人的心中。功利主義強調的是得到最大的快樂。即使上層階級的確不該為了自身之既得利益而向大眾傳輸特定價值觀，幾近所有學子皆努力為考試而讀之社會現象卻是由上下階層共同構築的。然而，掌權者對此制度的調整使科舉逐漸將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帶往錯誤的方向。

因為有了這樣的背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才會形成。從元代開始，已經有投機的士子只願意讀考試會考的《四書》，對其他書籍則棄如敝屣。

這本應給台灣帶來了多重交織的文化風景，但中華文化的強勢性卻給本土的風俗帶來災禍。以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平民會對科舉趨之若鶩的現象相當合理。

這樣的心態最早是形成在北宋時期的科舉。隨著西力東漸，掌權者也意識到了科舉內容的不合時宜，最終在光緒年間廢除。這就是在後科舉時代再次形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心態的過程。而傅樂成先生在其的歷史著作中更提及因宋室信用文人，才會造成科舉為世所趨。在宋代，要成為官員不需要顯赫的家世背景，只要願意下苦功讀書就可以了，這使階級流動的速度倍速成長。當時的人民也因經濟正在起飛使他們無暇顧及教育而對此制度欣然接受，但事後因為此制度的方便易達性而使人民並無要求變革，此制度與其構築的心態便因此而定型。

隨著時序流轉，科舉制度日益興盛。依據錢穆先生的說法，北宋當時的時代背景雖然相當嚴峻，但自太祖時代便持續堅持著不讓軍人掌權，故而對文人多有禮遇。

這時的士人對知識的態度已逐漸從增進品德轉變為一種工具性的存在。然而，另一方面來說它也促使了投機心態的產生。

因此造就了文人的特殊身分。以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考上科舉不只能使自己從今而後衣食無憂，還能使親族以及祖先面上有光，是意義上的快樂，所以讀書便成了效益最大也最該被選的人生方向。

文：高中生看世界 中華的正統文化隨著國民黨的戰敗來到台灣是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會有這樣的狀況也是因為掌權者將科舉過度制式化了，參與者只要按著步驟來就可以功成名就。人都有惰性，當有最簡單路線時便很少有人會再去走崎嶇的山路。它的傳入與其他文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有系統且整體性的隨著大量來台的中國軍民而在此生根。

平民翻轉自己的命運成為可能。因為科舉考試是華人世界的集體記憶，所以它會潛藏在華人的潛意識中，使一代又一代的華人朝這種人生方向邁進。

一方面來說，這使得儒家文化成為道統並獲得巨大推廣。即使是在現代，仍然有許多相信著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般神話的學子。

而當時讀書人有看不起其他職業的傾向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用努力翻轉人生的自己較其他人值得尊重，殊不知這只是因為自己見識淺短，沒有看見其他職業背後的艱辛。然而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仍深植人心是因為上層階級跟媒體不斷灌輸學生力求上進、追求成功的價值觀，使每個人認為皆能透過努力去爭取自己的地位，自然能安於由既得利益者制定的現存制度。

在宋代的科舉中，參加者得要飽讀詩書，厚實自己的學識，才有可能寫出真材實料的文章以獲中選。元仁宗下詔以朱熹集注的《四書》為所有科舉考試的指定用書。讀書不再是為了探求真理，而是為了使自己獲取功名。與西方國家不同，台灣與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近一百年內達成的，對於人才的培養方式便無法像歐美那樣以長期之文化薰陶來形塑一名人才。

若以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可用集體潛意識來解釋而一眾家長也深受其影響，絕大多數的華人家長都會嚴苛的要求孩子的成績，因為他們相信這是出人頭地的不二法門。

到了清朝時，科舉的內容已逐漸跟時代脫節，參加此考試的意義已跟學習完全無關，純粹是為了求取功名。這樣的態度所造成的影響就是所選出來的官員幾乎沒有真材實學，也給學術界留下了不好的影響。

人都有惰性，當有最簡單路線時便很少有人會再去走崎嶇的山路。在宋代，要成為官員不需要顯赫的家世背景，只要願意下苦功讀書就可以了，這使階級流動的速度倍速成長。